苏童的创作明显在放缓。
曾经的他，想象喷涌，文字奔腾。短篇、中篇好似家常便饭，信手拈来，长篇也不在话下。很多写作都是同时进行的，千头万绪，有条不紊。
但说不清具体从哪一年开始，苏童发现自己失去了兼顾的能力，每每开笔，只能专注在一部作品上。其中有被动的无奈，“写作跟荷尔蒙是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能量，年轻的时候100米跑12秒，哪有到了60岁还能跑12秒的”；亦有主动的调整，“作品的数量对我来说确实已经不太重要，尤其是我自己挑不出毛病的短篇写了好多了，但挑不出毛病的长篇还没有”。
因此从2006年完成《碧奴》以后，他专攻长篇，先写了《河岸》，又写了《黄雀记》。尽管速度慢了下来，节奏倒还算均匀，三四年即成一册，而且越写越厚重，体量远超往日。作品的反响也都不错，《河岸》拿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黄雀记》则摘下茅奖的桂冠。看上去，他有如一个潜修的侠客，不再频繁踏入江湖，但只要现身，仍能名动天下。
然而最近十年，侠客迟迟未再出手。他萌生了一份更大的野心，闯荡半生，他要写一个“大东西”，却始料不及地由此落入一番煎熬：“这十年，我的状态就是中午起床的时候雄心勃勃，然后到了凌晨三点，我睡觉的时候垂头丧气，每天都在和自己搏斗。”前所未有地，他困在了文字里，旷日持久，精疲力竭。
困局直到今年才宣告结束。当初的野心终而以《好天气》之貌得见众生，暌违许久，侠客归来，虽然是一场不甚圆满的重逢。“现在拿出来的一定不是我想象当中的东西，但是就这样了，好不好都得拿出来。”苏童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形迹可疑的作家，11年不出东西，看来看去全是老东西。”
作家苏童。图/视觉中国
再造地标
“南方没有历史，因为历史上该发生的一切都归向了北方。”很多年前，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借由故事的敷衍，苏童的文学书写实则是在架构一种关于“南方”的诡秘的民族志与家国史。
这当然只是评论家的读解，不意味着真实的创作思路尽然如此。但若就这部酝酿了11年的新作来说，苏童的确是有心“志史”的，不加掩饰的意图甚至在题目上就和盘托出——它起先并不叫作《好天气》，而是《咸水塘史》。直到现在，他还是习惯这么称呼它。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有过许多醒目的地标，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阿来的机村，比如刘震云的延津、贾平凹的商州。其中最小的一处是一条街，以香椿树为名。从1984年的《桑园留念》开始，苏童就在描绘这条狭窄的老街，那是他自认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拉开了日后所有创作的序幕。
香椿树街没有一棵香椿树，正如创造它时苏童也没见过香椿树。他只是觉得名字写出来好看，并且想象着，那应该是一种长相丑陋的树。他需要这种矛盾的意象，恰如其分地贴合街上的特殊气质：堕落而又诱惑，残酷而又躁动。
这条街的原型是苏童成长的地方，苏州老城边缘的齐门外大街；及至《刺青时代》《舒家兄弟》《城北地带》等中篇与《骑兵》《游泳池》等短篇的一再书写，又成为他的纸上故乡。有人读过小说，按图索骥去实地寻访，希冀找到文字里的景象，结果一无所获，失望而归。
《好天气》苏童著。
苏童也回去看过，千禧年左右，发现一切已经面目皆非：“就像桑叶被蚕宝宝吃掉一样，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变成环城快速路。只有两座桥不变，都是清代同治年间的，但是当周边的所有都变了以后，那两座桥也让你觉得不是那两座桥了。”所以2010年，他用一部《黄雀记》再次写起了这条街，其中专门设计了一场疯狂的掘金运动，呼应着现实中烟尘四起的时代工地。
这是香椿树街最后的故事，讲完它，苏童觉得可以挥一挥手，彼此作别了。“怕我烦，也怕读者嫌烦，我没有自恋到认为读者放不下你的香椿树街。而且当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区域全消失了，似乎我本能地就要离开这条街，往北去。”
往北去，是从前的苏州郊区。中学时候，苏童有一半同学都来自那里。他偶尔过去找人玩，总是要跨过小河、走过厂区，然后绕过池塘、路过稻田，从苯酐的气味穿行到粪肥的气味里。于是，一张地图从记忆中逐渐被重新打捞起来，创作的念头也随之愈发清晰——“一部作品的构想，我的习惯不是从人物开始，是从地理开始”。
他要再造一个地标，写一首“郊区的挽歌”。“很多人不了解中国郊区，那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隔着一条路、一个池塘，一切都在对峙，一切都有分界。这里是乡村，那里是城市。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在这里交汇。它是矛盾的，又是融合的。它有那么明显的冲突，又是那么对称。”他说。
在他的计划里，这首挽歌亦是一部以咸水塘为缩影的当代史，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讲起，一路蜿蜒至2010年左右。这是他从未尝试过的跨度，却是必须应对的挑战，因为作品需要，他自己更需要：“我当然知道到了这个年龄自己的弱点是什么，比如无法依靠热情写作了，不可能再像二三十岁那样用几个月就写出《米》，写出《我的帝王生涯》。但我不服，我在写作上向来不太本分，我愿意折腾。我想留下一块压舱石。”
壮士断腕
“作为郊区一隅，咸水塘那时候还很空旷。”2014年，随着一句简洁的起笔，苏童出发了。
初程似乎颇为平坦。宏阔的构思经由彩色天空、亡灵风波、少年失踪、鬼鹅传说等一系列或梦幻，或荒诞，或扑朔，或离奇的环境与事件，次第具象为了诡谲绮靡的文字，从容不迫，引人入胜。
就这样写了一段时间，苏童猛一抬头，不知不觉已经铺陈了一百多万字。这并未令他欣喜，反而生出惊慌，因为终点尚犹渺无踪影。他隐约觉得，自己可能走过了：“我原来以为我会走365里路，结果走了3650里，然而还不止，甚至要走36500里。”
与此同时，他还察觉出一个更加沮丧的迹象，草就的篇幅里有几十万字是用不了的。“我身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只要漂泊在外，写下的文字也是漂泊的，读起来是离散的。我必须在自己习惯的书房里安定地写，出来的才是我该写的东西。刚好那两年我经常在外做驻市作家，这里住三个月那里待四个月，回家一看，写得都不过关。”他说。
苏童手绘“咸水塘示意图”。
一样的情况，当初写《河岸》时也遇到过。事实上对苏童而言，长篇一直都是紧张的冒险，他曾屡次谈及类似的表达：“写长篇的那些日子你似乎有肩扛一座大山的体验和疲惫”“写好的长篇小说一直是我的野心和梦想，也是煎熬我的非常大的痛苦”“写长篇的时候，真是像在开一艘远洋巨轮的感觉”。只是从前他还可以闪转腾挪或者推倒重来，如今则不免进退维谷，毕竟过往的任何一部长篇都不足以在规模和抱负上与这一次等量齐观：“原来（的长篇）是一个普通工程，《咸水塘史》是一个大工程，超出了我的舒适区域。”
但就算用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也还是要试着走下去。苏童尽力地做着调整，删了再写，写了再删，可困顿依旧如影随形。最严重的是行进至北方的另一个咸水塘时，他终于意识到不能再往前了：“我写南方的咸水塘，脑子里有一个坐标，平面是塘东与塘西，纵向是天上的烟囱与地上的竹林，人物是蒲招娣与黄招娣以及她们的孩子，包括生与死，都是对称的。我还想再有一个南北的对称，写了一部分发现有点走火入魔，再写下去就完全失控了。”
既然小修小补杯水车薪，唯一的办法只剩下“壮士断腕”。有些无奈又势在必行地，苏童做了一个慎重的决断——“放弃原来的那种想法”，“把野心拍扁一点、压缩一点”。
首先被压缩掉的便是故事在时间上的跨度。本来这可以成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毕竟除了2002年的长篇《蛇为什么会飞》以及前几年的短篇《玛多娜生意》，苏童的小说极少涉及临近的当下。不过权衡再三，他还是舍掉了后面的二十年：“在20世纪90年代做一个了断，我比较有信心，稍微看得清楚一点、理性一点。当局者迷，我小说当中所谓现实主义的现实，一直是保持着回望的姿势。”
另一个重大的放弃则是“咸水塘鬼魂录”。起初，苏童是想把“咸水塘史”同时写成一个“新时代的《聊斋志异》”，为此特意塑造了一众鬼魂的角色，还打算给每一个鬼魂都撰拟小传。可惜最终，这些鬼魂悉数退场了。“写着写着我发现，它的离心力恐怕太强了。鬼魂虽然好看，但它是游离于主线之外的，我老觉得有点分散我的能量，后来就只保留了一个对故事发展有利的祖母的鬼魂。”
其实，无论“二十年”还是“鬼魂录”，苏童绝非没有处理的办法和能力，他也有这个信心。只是那需要时间，起码还得三年，他耐不住了、等不及了：“它值得拖我11年，不值得拖我15年，这是一个微妙的差别。最重要的是我感觉我必须要拿出来了，已经有人说苏童在写长篇是个弥天大谎。”
听从召唤
《好天气》的篇幅终止在47万字，距离原初的设想有所差距，却仍可谓分量十足。因此，苏童总体上还是满意的。他并不否认当中多少有着情感作用的掺杂：“我在每一个阶段都是觉得离现在最近的那部作品是自己最看重的，就像父母总是最疼爱刚出生的孩子。”但从结稿到现在半年过去了，他也怀着职业读者的目光进行过几次重新审视，依然觉得质量超过了80分。
他尤其珍爱最早写下的内容，全书的大约前三分之一。“那时候我在想着我这篇辉煌的小说，慢慢来不着急。恰好那种散漫和心无旁骛的状态，让小说有飞扬的感觉。”至于后面的部分，他知道一些地方有点勉强，因为心态完全变了，“特别是前两年，脑子里想的只是如何正常地把它结束”。
1991年8月，摄影师肖全镜头下的作家苏童。图/视觉中国
这无疑是一个诚实而清醒的自我评价。小说面世以后，许多读者在网上发表了相似的阅读感受：“前三分之一，非常精彩。但是到中间部分，有点无聊了。最后三分之一好像是为了填坑而产生的”，“前50页，确实有传世之相，接下来50页也为之击节，到了300页也还精彩。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对于缺憾，苏童是坦然接受的。他从来也不认为存在完美的作品。何况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轨迹，不会乖乖按照作者的期待生长，就比如这一次，他那么想要切断咸水塘与香椿树街的联系，兜兜转转却还是在某些情节某些人物上写了回去。
“很多作家打过这样的比方，一开始是你牵着马、牵着小说走，最后小说成为一匹骏马、野马。它很有可能脱缰，所以你必须跟着马走。你总会发现小说跟你的预想差了一点，这在很多人身上都会发生，我身上也会发生。预谋的力量、构思的力量，都大不过小说本身的力量。”他说。
真正无法让他忍受的是平庸。跟文学缠斗了几十年，下巴上的胡须都已开始花白，这更是如今的他借以识视创作生命的关键参照：“写出不好的但是不平庸的东西，我仍然会执着地对自己还有信心。写不出不平庸的东西，我会放弃。”所幸，《好天气》虽然有着些许毛病，但并不平庸，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
当然那个压舱石的寄予有没有实现，他就不敢妄言了。这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且一个作家只要还在写，永远愿意把下一部作品当作压舱石。“船还在走，哪一块是压舱石，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
苏童肯定要继续写下去的，只是不确定还能写多久。他说自己将一直写到自然而然写不动为止，但显而易见，这样一个时刻正在无可回避地离他越来越近。他倒丝毫不为此而焦虑，也没有什么紧迫感，作为一个“具体主义者”，他只操心手上正在做的那件具体的事。
就像眼下，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好好休息。结束了一场11年的跋涉，他得自己放一个漫长的假期，至于什么时候回到书房，下一个作品怎么写、写什么，一切听从召唤——
“不是听从理性召唤，而是听从身体召唤，不由自主地想要坐下来。我一贯是这样。”
发于2025.7.14总第119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苏童：侠客归来
记者：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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